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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家傲兴民以奔小康【消息】

发布时间:2020-09-15 15:45:38 阅读: 来源:抽纸厂家

2016年9月,中节能万年县80mw渔光电站项目并网发电。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万年县湖云乡,占地约2300亩,计划总投资为8亿元,设计运营25年。(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

中国江西网讯(记者郑颖)在许多人看来,烟波浩渺的鄱阳湖就是一座世外桃源,水草萋萋,波光粼粼,候鸟点点,是人们向往之地。然而,只有真正生活在这大湖里的人们才知道,一切都是看上去那么美。

一片不宁静的水域

在鄱阳湖区,曾流传这样一句话:鄱阳湖水多又多,十年九涝无处躲。每到涨水季节,鄱阳湖畔一片汪洋,沿湖的村民不得不提前做好准备,抱起孩子,带上家什,赶着猪牛,逃往高地――躲大水。“躲大水”也成为湖区群众共同的经历。

江西的地形是东南西三面环山,北边是鄱阳湖。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江河汇入鄱阳湖,经调蓄后由湖口注入长江。上世纪60年代开始的围湖造田活动,使得鄱阳湖面积大为减小,影响了湖区的调蓄功能,长江水没有足够的空间分流,容易造成洪灾。

“鄱阳湖的鱼是越来越少了。”在湖里打了几十年鱼的都昌县渔民范昭旺感慨地说。以前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打上千斤鱼,现在几天难打到这么多。记者走访鄱阳、余干两个主要渔业县时了解到,去年渔民捕捞收入只有往年的五分之一,不少渔民连本都捞不回。

渔业资源的减少,区域界限的不清,为了生存,渔民把“湖里胡理,一蛮三分理”视为圭臬,打架、斗殴时有发生,甚至出现过规模较大的械斗。在余干县采访,我们就听说该县的古竹、重州两个邻村,曾因水面纠纷引发大规模械斗,导致两村群众200多年老死不相往来。

一段可能被炸的大堤

康山大堤是鄱阳湖上重点圩堤之一,长达近40公里的大堤从东、北、西三面围起一个45万亩的区域。从地图上看,围起的区域中心是一个大型内湖,内湖周围就是康山等7个乡镇和1个大型国有农场,耕地17万亩,保护人口8.57万人。

康山大堤保护的这片区域,也是整个鄱阳湖区最大的蓄滞洪区。行走在康山大堤上,我们看到其中一段每隔十几米,就有一个1米宽的深洞,直达大坝底部。“这个洞是放炸药用的,如果洪水太大,为了保住九江和武汉,我们这里就要炸开行洪。”康山水文站有关负责人回忆说,1998年最高水位涨到22.43米,按规定,分洪水位是22.5米,就差0.07米,大堤就要被炸掉,如果真的炸了,那这里就是一片泽国,什么都被淹了。

康山大堤,就像一把悬在湖区群众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堤内百姓。受制于此,大堤内没有企业愿意到此投资发展,没有像样的产业,甚至有的群众连房子都不敢做。

闻之色变的“小虫”

令渔民闻之色变的,还有鄱阳湖周边的血吸虫。血吸虫寄生在钉螺内,遇水后出壳,只要有人在水里过一下,或是沾上带水的叶子,血吸虫就能在数秒内钻进皮肤。血吸虫用肉眼看不到,钻进人的皮肤后进入血管,再进入肝脏等器官后产卵繁殖。感染血吸虫病,若不及时治疗,性命堪忧。鄱阳湖肥美的水草成为钉螺繁殖的一方宝地。

解放初期,血吸虫病猖獗流行,泛滥成灾,给鄱阳湖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我爷爷就是得血吸虫病死的,死的时候肚子肿得老大,非常痛苦。”都昌县和合乡滨湖村村民占国兴告诉我们,以前只要是鄱阳湖的渔民100%得过血吸虫病,现在防控技术好,一般年底吃点药,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但偶尔也有病情严重的。很不幸,占国兴就是其中之一,因幼年感染血吸虫,没有及时治疗,他得了肝硬化晚期,每天躺在病床上不知所措。

与世隔绝的小孤岛

鄱阳县三庙前乡乐安村人,曾经孤独地生活在湖心的一片草洲上,四周茫茫一片,除了水还是水。靠天吃饭、湖里淘食,湖区的贫困像日出日落一样恒定,过了今天就知道明天是什么样。

湖大了,有时候出去打几天鱼也难碰见谁。孤单久了,人就消沉,村党支部书记胡锦绣说,湖里的人经常一个星期不换衣服,感觉换不换都一样,生活没有奔头。

和精神上的孤独相比,更残酷的是洲上群众生活的艰辛。村民胡柏林撩起自己的上衣,指着身上开刀的疤痕,向我们讲述了一段往事。当年,他半夜胃疼,浑身冒虚汗,家人看着不对,立刻送医院,可要到对岸余干县城的医院里只能靠划船,花了近2个小时才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本来只是胃溃疡,耽误了治疗,变成了胃出血,还做了手术。胡柏林说:“我这还算幸运的,村里好几个人,没有及时看成病,就这样走了。”

洲上的学校只有一、二年级,想要继续读,就得坐船到对岸的三庙前乡里才有学上。因为上学不便,孩子们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比同龄人晚,有的读了两年书,认得几个字,就不读了。缺少良好的教育,贫困在乐安村一代又一代蔓延。

风雨飘摇的渔船

一叶扁舟,风里来、雨里去,一家人孤独地在一艘小船上安身立命,这就是鄱阳湖很多渔民真实生活的写照。

余干县瑞洪镇洪湖社区村民邹来发坐在自家的渔船头,点起一根烟,无限追忆地说:“我那小子要是活到今天,也该有20岁了。”那一年,邹来发的儿子才3岁,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大家猝不及防,一不小心,孩子没看住,“扑通”一声被暴风雨从渔船上刮到了鄱阳湖里。“孩子他妈当时就想跳到水里去捞,我一把拉住了,要是他妈下去了,肯定也没了。”邹来发喃喃地说,“因为这事,他妈怪了我一辈子。”

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身上绑着一条长长的红绳,在船头船尾奔跑嬉戏。船主老汪说,这是祖辈流传下来的老办法,孩子靠船边太近,可以拉一下,掉水里了,看到红绳救起来更容易。提起孩子的教育问题,老汪为难了,他们家在岸上没有房子,孩子读书不方便。“等今年赚了钱,一定送孩子去上学,总不能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当睁眼瞎吧。”

上不了岸的渔民

清晨,余干县锣鼓山码头,笼罩在淡淡鱼腥味里。一艘木船推开鄱阳湖上的薄雾,缓缓靠岸。3米长的船身里,散放着被褥和渔具,灶台支起在船头上。这样的船,当地人称作“连家渔船”。这是洪湖社区渔民刘月明的家,或者说鄱阳湖是他的家。

鄱阳湖渔业资源一天天减少,刘月明一家的日子也越来越难。“一定要搬上岸去”,刘月明曾对着茫茫的鄱阳湖暗暗发誓。可是,渔民上岸谈何容易,要钱没钱,要地没地,要房没房,搬上岸又靠什么生活?

眼瞅着孩子一天天长大,有一年,刘月明决定上岸,出去打工,给儿子攒钱盖房子。可刚进城,两眼就一抹黑了,刘月明只读过两年小学,字都写不全,要技术的活干不了,年纪大了,卖体力的活又干不动,最后当起了保安,一个月1000元。这点收入,只够在城里勉强生活,更别提攒钱盖房子了。干了几个月,刘月明感觉不划算,又灰溜溜地回到了船上。

刘月明坦言,渔民生于船、长于船,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也没机会与外界接触,与人打交道的能力较差,所以弃船上岸后出路很少。

搬上岸的新村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后,为根治水患,结合灾后重建,我省启动了移民建镇工作,先后移民11万户46万人,建筑面积几百万平方米。

乐安村就是移民建镇的新村之一。2001年,距离他们居住的草洲大约5公里的岸上,由乐丰镇花园村、过水梗村两个村庄各划拨50亩土地,为他们建起了一个新乐安村。我们看到,全村1355名群众居住在200多栋房子里,每户房子都是三、四层楼高,呈22排整齐分布。村子的另一头,每家还有一块2米宽30米长的菜园。

洪湖社区原来的名字叫渔业大队,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搬迁的历史。和乐安村整体搬迁不同的是,他们是以政府补助的形式,鼓励有条件的渔民上岸。瑞洪镇党委委员涂春华在当地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我们,当时的政策是每户1.2万元,以当时的消费水平,足够村民建房了。1998年动员第一批,很多人持观望态度,后来看到搬上岸的人生活更好了,便主动找到镇里要求搬。这样经过两次搬迁,渔业大队300多户1500多渔民洗脚上岸。2003年,为了便于管理,渔业大队正式改名洪湖社区。

搬上岸的新村庄里,村小学、卫生所、篮球场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村民的生活大为改善。

守着大湖没水喝

“你们不知道啊,我们是守着鄱阳湖没水喝。”都昌县湖区一位村民的话让记者着实吃了一惊,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竟然会遭遇没水喝的尴尬?

“洪水一片,枯水一线”是鄱阳湖最主要的生态特征,鄱阳湖洪水期与枯水期的水面、容积相差极大,面积相差30.8倍,容积竟相差了75.6倍。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江低水位影响,鄱阳湖的最低水位纪录不断地被打破。去年,鄱阳湖持续出现异常低水位,鄱阳湖星子站水位连续4个月突破历史同期最低。

秋冬季节,鄱阳湖水域面积减少后,原来布点的农饮水取水口无水可取。如果把取水口外延,那将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湖里无水喝,村民只能打压水机,喝浅表水。然而,湖区地势低洼,水稻种植、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生活带来的污染都沉淀在地下浅表水中,长期喝这种水,村民疾病高发。

不仅是农村饮水工程,农村电网、农村公路、农村文化设施、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等一大批农村基础设施的欠账,导致湖区群众的生活大受影响。

无限攀比的大房子

在滨湖四县采访的几天,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不管走到哪,房子都建得特别大。随行的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当地风俗,不管有钱没钱,房子一定要大,甚至不惜借钱建大房子。有的家房屋四、五层,自己只住一二层,其余全是空的,也没钱装修。房子要大,而不是精致,说明建房子的人最终追求的功能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攀比。

不仅喜欢做大房子,当地人还热衷建豪华墓,有的墓身用石头铺盖,墓前建有石栏杆,显得十分气派。村民说,建这样的墓起码要四五万元。

湖区闭塞,鄱阳湖地区群众的观念也很落后,很多群众没有自信,没有安全感,他们只有通过攀比来获得自我认同。一边是贫穷落后,一边是铺张浪费,这让本来就贫困的鄱阳湖区雪上加霜。

为了生态的闲置

说起滨湖四县发展落后原因,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他们为守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做出的牺牲。

滨湖四县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二的水域和湿地,是候鸟和鱼类主要栖息地,控制开发带和湖体保护区面积占比达52%,生态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在产业选择、生产经营模式,甚至是群众的生活方式等多方面,都受到制约。

乐安村搬离的那片近2万亩的草洲,除了洪水季节,平时是一个天然大草场,之前有村民在洲上养牛。“早上把牛赶上草洲,傍晚牵回来就可以了,水草特别好,牛长得壮,价钱也好。”村民胡人丰说。但这样的好营生,前几年被叫停了,取而代之的是随处可见的“封洲禁牧”标语。

鄱阳湖地区血吸虫严重,经过几年治理,有所好转,但在血吸虫聚集的河滩草地上放牧,耕牛会成为污染草洲、传播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只有强力推行封洲禁牧、淘汰耕牛等措施,才能彻底切断血吸虫病传染源。“道理我们都懂,也能理解,但看着这么大一片大草场空着,心里觉得怪可惜的。”胡人丰说。

改变命运的新居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处于深度贫困地区的鄱阳湖区成了大家关注的重点。从贫困程度看,鄱阳县、余干县是国定贫困县,都昌县是省定贫困县,滨湖四县共有贫困人口16.6万、占全省14.7%,贫困发生率为5.5%、比全省高2.2个百分点。在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滨湖四县是全省的短板之一。

在对湖区贫困群众的采访中我们发现,安居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为此,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开始启动,重点解决贫困群众中无房户、危房户的住房问题。鄱阳湖区结合当地特色,实行了统规统建、统规自建、购房安置等模式。

这是统规统建模式的典型――

鄱阳县芦田乡源村贫困户胡达广,一家6口人挤在一栋上世纪70年代修建的不到4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房子非常破败。去年年底,他们只出了3000多元买了些家具就搬进了政府建设的新房。这套149平方米三室二厅的商品房,在距离乡镇府不到500米的集镇上。

统规统建,是由政府采取统一设计、统一施工、统一监管、统一分配的方式,为贫困户建设新房。这样一来,可以准确把握国家易地扶贫搬迁“四条线”的要求,即:守住搬迁对象精准的“界线”,夯实建档立卡搬迁对象基础;守住住房面积的“标线”,坚决落实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的要求;守住搬迁不举债的“底线”,确保搬迁群众户均自筹控制在1万元以内;守住项目规范管理的“红线”,确保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既让贫困群众得了实惠,又不会造成新的贫困。

这是统规自建模式的典型――

都昌县徐埠镇马矶村贫困户刘贤义每天都会去自家新房的工地看看。他家原来没有房子,借住在亲戚家的旧房子里。为解决贫困户住房问题,政府在村委会旁边平整了一块土地,提供了建房的设计图,每人还可以领到住房补贴2万元,基础设施补贴3.775万元。刘贤义家5口人,靠着这笔钱,一栋111.3平方米的一层平房眼看就要建成了。刘贤义一家自己投工投劳,折算下来每平方米单价才620元。“我现在没钱,靠政府资助才建了新房,等以后脱贫了,我准备再加盖一层,让家人住得更好些。”刘贤义充满期待地说。

统规自建,是政府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核发补助资金、统一基础设施配套;村民自主选择户型、自主选择建设单位、自主出资建设、自主议事决策。贫困群众自己动手建房,建房的成本更低,自己选材,质量更有保证。自己建房还省去了政府招标、采购、验收等众多环节,建房的时间更短。

这是购房安置模式的典型――

都昌县汊港镇荷塘村贫困户占小玉一家,这两天刚拿到位于镇上的新房钥匙。告别原来6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占小玉一家8口人将在这套165平方米四室两厅的大房子里开始新生活。这套新房是政府根据她家人口情况,以每平方米1780元的价格向当地一家房地产公司购买后,分配给她的。

购房安置,免去了政府设计、施工的环节,由政府按照国家标准直接向开发商购买,一般购买的地址为贫困户所在集镇,既保证了贫困群众生活的便利,又不会远离故土。为确保价钱的公正,还引入了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房屋价格进行评估,给出一个公正合理的价格,再由政府选择购买。这样一来,不仅节约了建房的时间和繁琐的程序,还对当地房地产去库存有所帮助。

农村里的车间

鄱阳县双港镇上,5层楼高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即将完工,我们看到小区的一楼,全是框架结构的大开间。“这是准备建服装加工车间的,有了这个车间,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就业就不用愁了。”双港镇党委副书记李保全高兴地说。

在建设安置小区时,双港镇充分考虑贫困户就业问题,主动找到在杭州办服装厂的乡贤高建云,开出了5年免租金的优惠条件,邀请他回乡办厂。高建云答应了,准备回乡开办扶贫车间,搞来料加工。服装加工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扶贫车间一开,立刻可以解决300人的就业,不仅满足贫困群众的需要,还可以带动普通群众。

在都昌县汊港镇的集镇上,新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小区的一楼被隔成了一间间几十平方米的沿街商铺。汊港镇是由两个乡镇合并而成,集镇辐射的人口相对较多。“我们把贫困户搬到这里,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找点事做,所以在建安置小区时,特意把沿街的一楼隔成店面,有需要的贫困户可以在脱贫以前免费租用店面。”都昌县扶贫和移民办公室副主任陈坚保说。

“我现在搞搞卫生,一个月可以赚到800元,还不错呢。”鄱阳县芦田乡泗源村贫困户应荣花说。因为年纪较大,应荣花一家从村里搬到集镇上的安置小区后找不到工作,很不适应。为了解决她的后顾之忧,乡里给她安排了这个公益性岗位。对于年纪较大、文化不高、找不到工作的贫困户,芦田乡优先把乡里的公益性岗位,比如保洁、门卫、保管员等,向贫困户提供。

易地扶贫搬迁,并非一搬了事,“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才是衡量成败与否的关键。在已经完成大量扶贫搬迁的基础上,鄱阳湖区工作的重点将转入多渠道、多形式帮助解决搬迁后稳定增收上,确保稳定脱贫。

卖风景的新渔民

这是鄱阳湖湖心的长山岛,王勃千古名句“渔舟唱晚,响彻彭蠡之滨”的灵感源泉来自这里。古朴的渔风渔情、旖旎的湖光山色,还有冬季里婀娜的天鹅,都成为长山岛靓丽的名片。

“老板,我周末要带几个朋友到岛上玩,给我留好位子。”“好嘞。”采访中,岛上农家乐店主杨道敏的手机频频响起,采访也不得不中断了好几次。“现在到岛上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这还是秋天,要到了冬天,我都没空接受你的采访了。”杨道敏开玩笑地说。

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的这个老板原来还是贫困户。去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杨道敏和妻子把家里的院子收拾出来,改开农家乐,生意异常火爆。杨道敏给我们算了一笔这样的“生态账”:以前,靠湖吃湖,一年累死累活收入也不过万把块钱;现在,搞农家乐,靠卖风景吃饭,去年一年就赚了5万多元,一举脱贫。

从每年辛苦打鱼赚1万元,到卖风景轻松赚5万元,杨道敏的这笔“生态账”真实地告诉我们,什么叫“生态即是财富”。

有着落的未来

“我们有手有脚,总不能躺在家里等着别人来帮吧,这脸上挂不住啊。”说这话的是余干县东塘乡东风村贫困户赵样兴。

赵样兴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去年,他把3亩多旱地整理出来种花生,花生的经济效益比种水稻高多了,一亩地可以多收四五百元。农闲的时候,他还进城当小工,一天赚120元。赵样兴的干劲鼓舞了妻子,她也经常骑着三轮车进城贩水果卖,“能赚一点是一点”。听说村里去年有人养青蛙,行情不错,稍有空闲,赵样兴又去村里的青蛙养殖大户那学技术。“我们脱贫还是得靠自己,别人能致富,我也能!”

贫困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光靠政府“剃头挑子一头热”是不够的,只有不断改造贫困农户的依赖思想和守旧意识,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提高贫困农户自我发展能力,才能实现可持续、有质量的脱贫。

…………

大美鄱阳湖,不但有和煦摇曳的湖风与湖水,还有淳美古朴的渔民与乡民,这是鄱阳湖灵动的魂,更是比天还大的民生。400万滨湖群众的富民梦,正投射在鄱阳湖浩荡的波涛里,渐行渐近,渐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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